漕司”（转运司）“宪司”（提点刑狱司）“仓司”（提举常平司）。

　　此外，包含重要矿区和港口的路，还会设置提举坑冶、茶马、市舶等司。

　　漕、宪、仓等司都有监察职能，路一级实际也可视为汉时州、唐时道一样的监察区。

　　因而，监司号称“外台”，具有监察职能，权任颇重。

　　帅司即安抚司，长官为安抚使。

　　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，同时兼任某州、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（通常为首州、府）。

　　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，赵宋又设“走马承受”（政和六年，赵佶下诏改走马承受为廉访使者）一职。

　　走马承受最初仅密察将帅的言行举动，不涉它事。

　　后又增加监察本路将帅、人事、物情、边防及州郡不法事之责。

　　要求“事无巨细，皆得按刺”，并且每年一次赴阙直达奏事，如有边警急报，不时驰驿上闻，还许风闻言事。

　　路的漕、宪、仓、帅四司都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，分别执行中央各部门的命令，并没有一个凌驾四司之上的机构或个人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各路的财、政、刑、兵、监等权分属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掌管，也就不会对中央形成太大的威胁。

　　所以，赵宋地方行政区划其实不能算真正的三级制，顶多算二点五。

　　即使是州—县两级，也多采用差遣制，并在州内设置通判，以监察知州履职。

　　这些改革，实则是赵宋接受前代潘镇割据的历史教训，不断削弱地方权力的举措。

　　另一大改革是派文臣知军、州事，以代替自唐末以来的节度使之职。

　　军、监都是特殊的行政机构。

　　军始于唐，当时称军镇，属军事系统，多设在边区，只管军队不管民政。

　　监则是国家经营的矿冶、铸钱、牧马、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，五代初就已出现，也是在赵宋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。

　　五代末世，秩序崩溃，军既管兵马，也辖土地、民政，但各军、监皆不辖县。

　　至赵宋，军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。

　　军、监有领县的或不领县两种，这也是划分军、监究竟属于州级还是县级的依据之一。

　　赵宋之所以采取这种令人看着就头大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尊崇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，追求极致分权的效果。

　　所以，赵宋的孱弱虽然表现在军事上，但在行政设置上就已经埋下了根源。

　　这种繁杂的行政设置又会造成行政机构叠床架屋，官僚人浮于事等问题。

　　不改变这种极致分权的行政体系，军事上做再多的改革都只会是镜花水月。

　　指望一代明君再加数位名将就能北伐成功并建立铁血强宋，只能是痴人说梦。

　　就算侥幸成功了，也迟早会因为这种不能适应大疆域统治的行政体系而被打回原形。

　　当然，现在的大同也是割据政权，其国土面积还不如赵宋，自然不具备全面改革行政区划的条件。

　　而且，行政体系改革也要尊重客观事实，统一事权和有效监督必须兼顾。

　　赵宋虽烂，但也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，该继承的还是得继承，没有必要因为他烂，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
　　因此，“并州令”主要是撤并原本宋、辽边境因军事对峙而大量设置的军州和城寨，以及部分浪费行政资源的单县州。

　　以此减少屯驻兵力，并精简行政机构，腾出新王朝急需的行政人才。

　　至于宋辽两国为争正朔而重复的设置的一些地名，暂时并没有调整。

　　“并州令”只是第一步，待大同国土逐渐扩大，新的形势呼唤新的机构设置时，徐泽自会启动下一步的战略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ps：好吧，我坦白，辽宋两国重复的地名太多，修改是个大工程，写多了就变成了水字数。

　　更关键的是修改了地名还得做一套全新的地图，不然书友们看书会很懵，但改图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，这点真难倒了作者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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