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致的泽州百姓逃荒大潮，已经波及京西北路孟州、河北西路怀州、卫州等地，只是朝廷要解决的众多棘手大事之一。

　　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怀州百姓大逃荒的背后，竟然还有教主道君皇帝的一份“功劳”。

　　隆德府兵变发生后，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根据部将李成的建议，及时派快马将此事上报了朝廷。

　　赵宋王朝面对大同帝国（同舟社）始终处于下风，这些年一再经历出现突发事件，多少也锻炼了赵佶等人的神经。

　　在朝堂乱作一团中，天子居然还能想起自己的宠臣——两个月前因父丧丁忧在家的怀州籍尚书左丞李邦彦（王安中出职隆德府后，赵佶晋李邦彦为尚书左丞）。

　　教主道君皇帝一面下诏永兴军路、京西路、京畿路、河北西路、淮南东路等地加强戒备，以应对河东路失控后的危急形势。

　　一面又向怀州派出专使，以国难当头需重臣辅佐为由，对尚未满丁忧期的李相公夺情（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，以素服办公，不参加吉礼）。

　　怀州李氏商贾之家却出了李邦彦这个如此得天子宠信的相公，自然倍受人关注，李邦彦被天子夺情，理所当然地惊动了很多人。

　　好巧不巧的是，其人回京复职时，泽州大逃荒的百姓正好逃到了河内县。

　　两件事扯在一起，很难让人不怀疑朝廷早知道隆德府问题的严重性，只是故意瞒着怀州的愚民村夫。

　　在知州老爷借为李相公送行之机遁逃后，这场逃荒浪潮便进入了高潮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野心极大的李成主动进兵卫州，挡住了百姓继续逃荒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，还真是立有大功的。

　　但去路受阻的百姓在恐慌的驱使下，私渡凌汛期的黄河，由此导致大量死伤，则不在朝廷的考虑之中。

　　当怀州、卫州大乱之时，朝廷寄予厚望的陕西诸路也出了大问题。

　　唯一能够牵制河东路的永兴军路西军竟然在朝廷最需要的时候，闹出了兵变。

　　其实，也不算是兵变，准确来说是士卒鼓噪，以朝廷用人不当为由，不听调遣——罢工不干了。

　　当然，罢工归罢工，朝廷的饷钱还是得照发。

　　即便久掌西军的豫国公童贯也奈何不了这帮油盐不进的丘八，直到朝廷根据豫国公的建议，再三降旨，请动太原府兵败后引咎致仕的种师道再度出山，这场闹剧才结束。

　　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　　大宋这间破屋子仅仅是遭到正乾皇帝河东北路之巡的波及，就诱发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。

　　永兴军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作为陪都的南阳府也出了事。

　　起因很简单——朝廷大肆修建行宫，征用了当地百姓的土地，赔偿却少得可怜，这些人利益受损自然要闹。

　　本身这事之前就已经压了下去，但在大宋遭遇大难教主道君皇帝急着迁都之时，在有心人的煽动下，这事又被炒热并很快就失去控制，甚至引发了流血冲突。

　　这还没完，淮南东路光州、梓州路泸州、两浙路徽州等地也相继爆发了民乱……

　　得到这一连串的坏消息，王黼终于明白了朝廷会如此忌惮李成。

　　只因这个时候，朝廷真的不能再逼反一个靠开封这么近的军头。

　　委曲求全也好，顾全大局也罢，都只有渡过了眼前的危机才有解决问题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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