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，却也不会做什么殉城守节的蠢事。

　　刘延庆不爽的是道君非要留他在东京，摆明了想让自己落个丢城失地的罪责。

　　更让其人担心的是东京城中暗流涌动，留守司官员各怀心思，真等到同军打过来，就怕有人会在背后捅刀子——也包括眼前的王太傅。

　　这段时间，王太傅以各种罪名，接连抓了不少“有异心者”，虽然基本没有动军中之人，却逃不过刘延庆的眼睛。

　　其人表面粗豪，其实很有心机，隐约能够猜到王黼真正要做的是什么。

　　与这些满嘴仁义道德，实际说一套做一套的文官不同。

　　刘延庆出身将门，根基全在军中，非常清楚自己的屁股该坐那边。

　　大同帝国再好，也是容不下军头将门的大同。

　　大宋再烂，也是能给老刘家荣华富贵的大宋。

　　为了家族的荣华，也为了个人的富贵，其人绝不会投降大同。

　　这就注定了他与王黼等人的利益相冲突，后者要是想投降大同，掌兵又不愿投降的刘延庆就是最大的阻碍。

　　这段时日，刘延庆一直很小心地掩饰自己的心思，绝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。

　　“太傅不用担心，同军在他们在京东西路打了这么久都没有打下南京。东京城大墙高人又多，一人一泡尿都能撒成河，还有太傅亲自坐镇，同军敢不敢来都是两说。”

　　刘延庆这就是睁眼说瞎话。

　　大同出兵京东西路后便如入无人之境，每天都有某州某某县陷落的战报或者谣言传到东京留守司，搞得部分人惶恐不安的同时，也让另一部分人蠢蠢欲动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南京应天府还在大宋手里，其余州府要么已经沦陷，要么反复多次沦陷。

　　大宋迁都临安之前，有一都三陪共四京，听起来很吓唬人，实际却是窝在一堆的几座城市，南、北、西三京距离东京皆只有四百里左右。

　　靠这样密集的防御体系，勉强能够防住骑兵虽盛，攻城能力却一般的大辽，却防不住最善于攻城拔寨的同军。

　　而三大陪都之中，唯有西京河南府环山依河，地形最为险要；

　　仁宗年间才升为北京的大名府，最初还有尚未改道的黄河天险，且担负着阻挡契丹人攻入东京开封府的门户作用，也有存在的意义。

　　剩下的南京应天府却有些莫名其妙，地理位置尴尬不说，也没有什么险要可守，就控制周边政治辐射作用而言，其地的重要性不如同为京东西路的徐州。

　　实际上，太祖和太宗在位时，大宋只有东、西两京，应天也不是府，还叫宋州。

　　尽管宋州是大宋的国号来源之处，却一直没有建为陪都，就是因为这两任打天下的皇帝知道宋州啥都没有，不具备建陪都的条件。

　　宋州能升为府，并成为大宋的四大陪都之一（包含新陪都南阳府），乃是没啥大功还敢封禅泰山的真宗皇帝赵恒之功。

　　景德三年（公元1006年），真宗以艺祖（赵匡胤）龙兴之地为由，升宋州为应天府，八年后，又建为南京。

　　对大宋来说，南京有较强的政治意义。

　　但对大同来说，却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，不值得同军浪费时间。

　　同军要想攻打开封府，无论由卫州南下，还是兴仁府西进，都比拿下应天府后进军更方便。

　　他们却偏要京东西路耗着，究竟为了啥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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